清华校长梅贻琦 清华校长梅贻琦简介-pg电子平台

边肖注意到，2022年高考本科一批录取已经结束。大家都拿到心仪的学校了吗？清华大学一定是很多同学心中的“白月光”，而说到清华，就不得不提一位老校长，那就是土生土长的梅贻琦，我爱我家。

梅贻琦梅贻琦

1962年5月19日，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台大医院病逝，享年73岁。当时的悼词以“天将悼斯文”悼念他，教育界则以“原子带来新运，学者哭求大师”悼念他。他死后，梅贻琦被安葬在清华大学新竹校区，命名为梅园。中国一代著名的教育家，连同一个伟大的灵魂，都被埋葬在地下。

没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出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市第一私立中学(南开中学的前身)。后来以庚子赔款考入美国留学，去了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他于1914年夏天毕业，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士学位。今年夏天，梅贻琦离开了他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乘船回国。第二年秋天，应清华大学校长周宜春的邀请，梅贻琦来到清华大学当物理老师。这是他与清华师生结缘的开始。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在北京郊区清华校园创办的清华学堂，后为清华学堂，后为国立清华大学，1928年北伐后挂牌。直到1931年底，梅贻琦才继任清华大学校长。

从清华建校到梅贻琦初的二十年间，国家动荡，清华不安，校名夜改，换了十任校长。其中，校长学校最长的是周宜春，任期四年零五个月。个子较矮的是文，毕业于西点军校炮兵部。回国后，他被军阀张派往清华担任校长，这是武仁主校的开始。文和后来的吴楠轩都在两个月内退出了舞台。矮的是阎锡山集团的小军阀乔万玄，一进校门就被学生开除了。他的任期大约是一分钟。最短的是罗忠志，离家前被拒，任期几乎为零。校长被开除后的很多时期，清华都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一切都得益于多年来形成的惯性或者校委会的维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几个月，校长吴南轩被师生赶走，地质学家翁文浩成为清华代理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翁弃扁担，清华再度群龙无首。正在美国指导留学生的梅贻琦，在国家、民族、学校最危难的时候，被召回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那时，梅贻琦已经在清华教书16年了。他从一个普通的物理老师，升到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督导员，直到后来走上校长的岗位。

中年梅贻琦中年梅贻琦

清华校史研究者黄炎夫、钟秀彬在《一个时代》中斯文地说:“过去有个传说，梅当了清华校长，蒋介石亲自指挥，导致了很多‘浪漫’的情节。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虽然蒋介石确实亲自过问清华事务，亲自任命清华校长(罗家伦、吴南轩、翁担任“临时校长”)，但梅出任清华校长与蒋介石无关。那时，梅贻琦还是个“无名小卒”，蒋介石根本没有名字。确实有一个‘中心人物’介绍梅出任清华校长，就是1931年下半年接替蒋介石出任教育部长的中法大学原校长。”

黄老师和钟老师说的总体还不错。“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学生潮汹涌之时，清华学生会借机抨击教育部和最高当局，多次发表声明，声称清华校长的选拔标准必须符合以下五个条件:一、无党派；第二，渊博的知识；第三，人格高尚；第四，能真正发展清华；第五，口碑好。在学生恐吓和清华校内外声势的压力下，南京政府鉴于国破家亡的危急形势，不敢轻易派校长去清华，以免引起更大的动荡和风潮。经过反复的寻找和权衡，他们最终将目光投向了远离大洋彼岸、寂静蛰伏的梅贻琦。征得梅的同意，教育部长李书华果断下达了指令。从此，梅贻琦从历史的夹缝中脱颖而出，动荡中的清华终于迎来了一位独一无二的校长，国立清华大学迎来了梅贻琦时代。

梅贻琦出任校长后，国难愈演愈烈，学生潮愈演愈烈。校长和教授被欺负的事情时有发生。奇怪的是，校长梅贻琦并没有在学生潮中被赶走。相反，激进派在提出“打倒xxx”的口号时，又加上了“支持梅主席”。

自1931年上任以来，他于1948年底被迫离开北平，并担任梅贻琦任清华校长达17年之久。这么长时间以来，梅贻琦一直深受师生们的支持。对此，清华出身的钱思亮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清华的校长年年换，学校很不稳定。校长很少长时间工作。自从梅老师接手后，他就安定下来了，但这件事却在教育史上永垂不朽。”

当有人问梅贻琦有什么秘诀让学生们如此崇拜和喜爱他时，他说:“你倒这个倒那个，就没人愿意倒李子(霉)了！”这当然是一个笑话，梅贻琦为此感到自豪。梅校长之所以赢得广大师生的广泛尊敬，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优点，还是因为他有一种神秘感。

校长是为教授搬凳子的人

我国早期的官办大学都是衙门办的，无论是由史静大学堂演变而来的国立北京大学，还是由清华学堂演变而来的国立清华大学，甚至是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

在梅贻琦上任之前，清华衙门的习气虽然有不同程度的收敛，但依然如故。周以纯校长是一个开明的校长，但他仍然保持着衙门的套路:早上基本都是躺在床上抽烟，不起床。如果他需要起草文件或规章制度，他就把他的秘书叫到床边。他抽烟说话断断续续，秘书一一记录，整理后发给全校。甚至在罗家伦北伐成功接管清华之后，他还把教授当成了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权利随便收拾的过河卒子。梅贻琦被他扫地出门，流放海外；清华国学院院长吴宓教授对他的态度感到恐惧，因此他打算小心处理，以免被扫地出门。清华早期的体育很有名，后来在马月涵教授的带领下更是雪上加霜。但罗嘉伦认为马月涵、周更生等一系体育教练是地位低下的体育老师，命令马月涵等人摘掉“教授”帽子，降薪，与普通职员无异。但此事激起了清华师生的同情和愤怒，罗嘉伦很快被教授和学生赶出了清华校园。

梅贻琦当上校长后，深刻吸取了十大校长被学生辞退或打走的教训，作风大变，整个清华校园焕然一新。他对清华教授一视同仁，任人唯贤，从不搞小圈子。以前，梅贻琦被认为是南开派。有人以为他会重用南开的人组成小团体，其实没有。这样一来，清华就不再有圈子，也不再有派系。

脱离了圈子和派系，梅贻琦在个人利益方面更加谨慎，从不垄断个人利益。他曾经跟他的秘书说过，如果有人因为私事找我开后门，我不需要看这样的信，直接封起来或者扔到纸篓里就行了。

梅贻琦公开表示“校长只是带领工作人员为教授搬椅子和凳子”。这是自我谦虚，也表明了他对自己身份的态度，以及他的办学理念。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给教授搬椅子的人，因为他有一颗感恩的心。他认为自己是g支付的受益者，能去美国读书，是天恩，是他吃到的财富，是人民的精华。他常常提醒自己:“你收的不是皇帝的恩，是上帝的恩，你收的不是官费，是民费。”所以他学成回国服务清华，利用这个平台培养落后人才，为国家储备人才，就是报答国家和人民的恩情。

这个道理可以用梅贻琦自己的话来验证。比如1941年4月底，清华建校30周年，抗战时期南渡昆明3周年，清华在昆明的云南大学校园里举行了庆祝活动。作为大会主席，梅贻琦深情地说:

今年是我母校建校30周年。自元年(1999年)起，齐为响应母校的第一次赴美留学考试而被派往美国。从那以后，她就和清华有了关系，也就是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清华的培养。32年来，从未停歇，“我生我长，我爱我家”的比喻屹立在清华大学，恰如其分。

这是梅贻琦对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定位。他把自己当成受益者，服务者，恩人。在梅贻琦时代，清华是一所研究学术和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校长、老师和学生是一体的，有独立的个性，各司其职，为共同的目标前进。这也是梅贻琦开创的一个全新趋势。

梅贻琦书法作品梅贻琦书法作品

“教授治校”

面对“校长办学”还是“教授办学”这一决定梅贻琦和清华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梅贻琦选择了“教授办学”。他抛弃了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条条框框，按照1926年主管学校、梅本人当选教务长时清华教授制定的组织大纲行事，即参议院为最高权力机构，教授起制衡作用，校长为“王帽”，三者相互制衡，相互监督。

在此之前和之后，梅贻琦一直把自己视为皇冠整齐、礼仪严整、坐在京剧中央的“王帽”，而实际上戏份和唱段并不多。这种体制一直持续到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清华大学飞往南京。

“教授治校”制度的实施是否基于梅贻琦的诚意，应该通过实践和教授们多年的观察来肯定。梅贻琦对此也有描述。1940年，清华校友在昆明举行了为梅贻琦母校服务25周年的庆祝活动。会上，梅在回信中说:“你认为应该鼓励一个人在一所学校服务25年。其实在清华任职10年以上的有30到40人，在清华任职15年以上的有10到20人，马月涵先生任职26年。可见清华这几年的进步不是也不能归功于一个人，而是清华和很多老同事的共同努力。现在让我给你一个比喻。你们可能都喜欢看京剧。在京剧的一角有一个角色叫‘猫王’。他每次出现，冠佩齐整，礼仪职务严明，文武百官簇拥左右，是‘像个正经东西’。其实，会去看戏的人，绝不会注意坐在中间的‘国王帽’。因为一部好戏——除了《打金枝》、《上屋顶》等几部戏，并不要求他唱歌。因为他很幸运，他在一个很好的团队里，所以当人们为这部剧鼓掌时，他也感到“荣幸”。

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晚年也解释过这件事，他说:“无论如何，梅就任校长后接受了这个制度，并支持它…理论上，教授会议、理事会、校务会议和校长之间可以有权威和意见的矛盾，但在实践中从来没有任何裂痕。校长是教授会议、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的主席。在会议上，梅总是听取群众的意见，出席会议的成员也非常尊重他的意见。”

这种情况让学校的很多危机无所遁形，也让学校安全渡过了很多难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正如朱自清所说:“在这个相对健全的组织里，同事们都能安心工作，愿意工作。他让同事们觉得学校是我们大家的，大家都有份。”

“人人的，人人有份”是梅贻琦主政学校后“人人”的共同认知和心声，也是力量汇聚的源泉和不断前进的动力。正如清华历史系主任、后来的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所说:梅贻琦执掌学校后，清华“在他的领导下不再是一个政治皮球，走上了正轨”。

当“教授治校”这一决定国立清华大学发展的支柱被梅贻琦赋予学校合法地位并得到巩固后，清华这个在历史夹缝中喧嚣了20年的“政治皮球”运行上了正常轨道。

晚年梅贻琦晚年的梅贻琦

通识教育新理念

1932年，清华大学有15个系，包括航空/航天研究所、机械工程系和电气工程系。梅贻琦是清华“改革”的有力推动者，他曾经对清华寄予特殊的期望和使命——“大学者，不但是建筑，更是大师”“我们要使之成为世界著名的学府”等流传后世的著名格言，在1931年底梅贻琦执掌学校的第一天，就在清华大礼堂对全体师生讲过。之后这些话真的带来了清华的“黄金时代”。除了原有的陈寅恪、冯友兰、、叶、、、潘光旦、吴宓、金、朱自清等大师外，还有一批青年才俊如陈、吴晗、沈从文等聚集在清华校园或西南联大，形成了当时中国教育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有了大师，接下来就是如何培养和造就人才了。清华的通识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普通教育不是梅贻琦发明的。在他当校长之前就实施了，一直很难实施。张，梅的南开同学，在清华当教务长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通识教育，但是失败了，一败涂地。校长曹云祥与几名教授合谋，被清华校园开除。梅贻琦掌管学校后，全面推行通识教育。这也是梅贻琦作为教育巨人超前于时代的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

今天谈论“通识教育”似乎很平常，但在梅贻琦时代，“通识教育”是清华首创，引起了很大争议，闹了半年才平息。

梅贻琦的想法很明确，他主张学生先精通后专精，即“通识是基础，专识是目的”。所有新生在入学第一年接受通识教育，从第二年开始进入各自的专业领域。每门课都分必修课和选修课，成绩按学分计算，视学生能力而定。各系毕业生至少修满136学分(体育除外)，土木工程系单列。这次改革的总的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大数量的选修课空，但是在毕业之前，所有系的学生都必须通过本系的毕业考试才能毕业。

现在回过头来看，清华出了这么多人才，这与梅贻琦倡导的“通识教育”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大师之大”、“大会之大”的内在驱动力。

三个联大的不同命运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由三所高校组成，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并不经常在学校。事实上，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此表示支持。作为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几乎跑遍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体力劳动就不用提了，脑力劳动也是可以想象的。西南联大之所以“大”，与梅贻琦的“大”是分不开的。对此，清华校友傅仁干曾有过精彩的论述:

抗日战争后，中国建立了几所联合大学，但除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到胜利后才联合起来外，都在中途夭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国立西南联大像其他联大会议一样，最终因为意见不合而无法团结一致，那将是中国教育界乃至全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一个支离破碎、无组织的国家。如果，在国家灾难之际，即使是知识最高的高等教育部门，仍然无一例外地无法相处，那碎片化的沙子理论岂不是完全被证实和争议了？又会给全体国民和下一代年轻人带来哪些不好的、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再想一想，为什么其他的联大会议都不能联动，只有西南联大能联动到底？这和梅校长的伟大有很大关系。

傅所说的“几所联合大学”主要是指东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当时以上海暨南大学为首的东南联合大学，聚集了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几所专科学校的师生，准备在福建建阳办一所全国性的联合大学。可惜由于实力不同，合作困难，1943年6月2日，教育部下令东南联合大学的文、理、商三校合并为暨南大学，法学院和艺术专业并入英国大学。7月底，所有交接工作完成，东南联大流产。

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几乎同时成立的xi临时大学，于1937年9月10日在xi安开班。同年11月9日，太原失陷，日军沿同蒲路南下，安告急，遭敌机轰炸。亲大学的院长杨其昌和几名学生被杀害，使师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为躲避战乱和敌机轰炸，xi安临时大学于1938年3月迁至陕南汉中城固及其周边地区，4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领导体制和西南联大一样，也是校委会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开学不久，由于几位资深常委和教授意见不一，政局混乱，学生无法正常上课。7月，工学院单独成立，叫西北工学院；农学院也单独成立，叫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名为师范学院。1939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发布命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所独立的国立学院。8月，西北联大正式撤销，存在一年零四个月。

1939年，梅贻琦全家在昆明1939年，梅贻琦的家人在昆明。

冯友兰比较了西南和西北两所国立联合大学的区别:“梅贻琦曾经说过，它就像一个有演员阵容的剧团。清华、北大、南开都派了一些著名演员一起演出。但是步骤协调，表演很成功。当时还有一所西北联合大学，是由北京迁来的几所学校合并而成，位于陕西城固。但是，他们内部往往存在矛盾和困难。蒋梦麟说，他们就像三个人穿了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了。”

这一形象的比喻得到了国立西南联大师生的普遍认同，西北联大在这样的历史境遇和相互拉扯下被迫解散。从1937年到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凝聚和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产生了李政道、杨振宁等获得诺贝尔奖的杰出人物。

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初，清华、北大、南开的师生比例是7∶5∶2，清华人是最牛的一部分。

此时，梅贻琦作为联大委员会主席，非常谨慎，努力维持学校各级人员的平衡。同时，最忌讳和最可怕的是清华主导领导层，或者说逐渐演变成一家独大，成为联大分裂的导火索。

联大伊始，一位北大教授向校长蒋梦麟建议，清华占据了学校过多的高层职位。我们在理工科上甘拜下风，但在文科上也不弱。为什么我们不能领导小组？清华的冯友兰是文学院院长。北大的唐永通是哈佛毕业的，学识并不比冯差。为什么他不能当院长？等等，引来了清华和北大的矛盾和分歧。面对这一裂痕，梅贻琦尽力从秘书处长、教务长、总经理、施工经理、院长、总会图书管理员等“巨头”方面兼顾三校，以平衡人事，逐步弥合裂痕。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从高水平学校名单来看，三校基本上是你中有我，高水平学校的“四大领导”和院长比例基本相同。比如中文系系主任有朱自清(清华)、罗昌培(北大)、闻一多(清华)、杨振声(北大、清华、教育部)、罗勇(北大)。其他系在前三个学校都有这样的设置，所以高低错落的程度和比例都差不多。如果是属于一个独特的或独特的大学，比如清华理工或外语系，就属于清华，系主任是清华人。正因如此，清华在大会所有系主任的比例上仍然高于北大和南开，说明梅贻琦的平衡并不平均，突出的应该是突出的，因为清华在当时的院系设置和师生数量上确实是老大，北大和南开不可能无理独断地挑战。

除了人员上的“误会”和差异，还有经济上的差异和“误会”。当时清华师生之间有一种“怨念”。他们以为自己有钱有势的人，凭什么要联合一个牛气冲天的穷北大？我们单干不是更好吗？中后期几乎分裂。北大校长蒋梦麟在重庆向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诉苦，说清华有钱，不愿意和大家分享，还说要和清华决裂。为此，陈立夫专门把梅贻琦叫到重庆进行磋商。梅认为蒋梦麟校长的话不实，当场与蒋发生争执。后来她有点感慨的说，分开就分开，清华受够了，不怕，也愿意分开，云云。在最后时刻，陈立夫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请陈立夫尽力说服蒋梦麟和梅贻琦传话，大意是抗战初期建立了三所联合大学，其中两所已不知去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再解散是什么丑闻？如何向民众和外界解释？——这句话，也就是前面傅仁干所说的大致意思。

在蒋介石的引导下，陈立夫从中讲和。最终，梅贻琦同意从清华的办学经费中拨款50万元给北京大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所。蒋梦麟见梅贻琦以大局为重，便不再争论，联大各派继续合作，直至抗战结束。

正是有了梅贻琦这位具有高尚人格和博爱精神的掌舵者，西南联大团结三校师生，秉承“刚毅坚毅”的精神，与民族同甘共苦，为国家的未来而奋斗，使联大产生了一批又一批顶尖的专业人才。真是“群星璀璨，高手云集”，令世人惊叹。

校长风范长存

1939年春，抗日战争处于紧要关头，东南形势危急。广州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清华校友、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的罗祥林，4月6日抵达昆，稍作休整空，前往联大看望老校长梅贻琦，并汇报行程。

乐观地对罗说:“教书很辛苦，但也有乐趣。只要我们忍耐，环境总会改善的。”第二天上午，罗就要动身前往澄江，而将亲自前往下榻的酒店。当时梅带了一包冬衣，说要顺便典当，因为最近大会的工资还没发，要先典当。

多年后，罗祥林仍记得这一幕，感慨地说:“感动得我热泪盈眶。梅先生掌管着这么庞大的学校，他还得带着一个小兵转来转去。这一方面说明了时局的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梅先生的正直。”

罗祥林所看到的和梅贻琦的五哥梅贻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流亡成都花溪坝任燕京大学代校长)所看到的虽然有些不同，但在反映生活的艰辛和正直方面有相似之处。

梅贻宝美宜宝

梅贻宝说:“三十四年(1945年)，国务院邀请燕京大学聘任教授赴美述职。教授会议推荐我被邀请。我从成都起飞，离开昆明，在的五嫂家住了一晚。校长住处还好，但是人口更大更拥挤，晚餐太简单。那天晚上，我看到祖燕的侄子(梅贻琦的儿子梅祖燕)不高兴和不寻常。睡觉前，我搭了一张行军床，借了一床被子，放在武峰的书架前。他在看学校业务的时候，我们聊起了家事。当我问祖燕时，“武峰”说他两天前报了警，他的侄子丢了一副眼镜，连盒子也丢了。家里没钱给他再买一副，没有眼镜他没法学习，父子俩都觉得很尴尬。我一直在私立学校任职，一般比国家机关好，家里大多有两份工作收入。也听说“五兄弟”在昆明主持大会，生活并不宽裕，但没想到会这么穷。盛传的校长夫人制作并出售获奖蛋糕的故事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

为了赚些外快来补贴师生们的贫困生活，梅贻琦在暑假里带领学生们组成了一个服务社，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有一次我参加师生会议迟到了，梅贻琦抱歉地解释说:“我只是在街上看守我妻子的糕点摊位，她去进货，但她遇到了麻烦。我跟她说我八点开会，她七点半还没回来，我只好离开地摊来了。不过，今天小吃卖得很好，有钱赚！”听了这话，同学们纷纷抹眼泪。他们知道梅校长为了办学校，变卖了自己值钱的家当，连珍妮也要上街卖饼。

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梅贻琦和妻子韩永华。

梅贻琦曾经说过，“我一出生就爱我的家。”他把47年的精力都投入到清华大学的教育事业中，强调“德、智、体、美、群、各种教育齐头并进”，认为大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研究学术，二是培养人才。在早年出版的《大学的一个pg电子平台的解决方案》中，他前瞻性地提出了“新人”的概念，强调健全人格的重要性。他强调“通而不专”，提倡通才教育的思想。诸多贡献成就了今天的海峡两岸一流大学，梅贻琦本人也被誉为“海峡两岸清华永远的校长”。在他短短73年的人生旅途中，他对清华大学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恩情，将永远被后人铭记和珍惜。

(原载《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8期/越南)

主编王元，学校负责人张静怡

排版，王源审核，杨燕玲